邓颖超过草地患重病,唯一的退烧针留给了周

邓颖超在回忆长征的时候，曾多次对秘书赵炜说：

“我和恩来都是幸存者，没有想到会活到今天。我们幸存下来了，要完成牺牲同志的未竟事业就得拼命地工作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”

邓颖超认为自己和周恩来都是长征的幸存者，这并非夸大。周恩来在长征途中积劳成疾，患上了阿米巴肝脓肿，这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疾病。

而邓颖超在长征之前就有严重的肺病，又在过草地的时候掉进了沼泽中发了高烧，没有粮食、没有好的医疗条件，甚至都没有退烧针，当时去看望过邓颖超的蔡畅等人，看到邓颖超“三分像活人，七分像死人”，以为邓颖超没救了……

年，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，中央红军于10月开始实行战略大转移，10月10日，中央红军第一、第三、第五、第八、第九军团及中央、军委直属队共八万六千余人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转移。

这是长征中行程最长的一支队伍，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两万五千里，周恩来和邓颖超也是走的这条线，但是两人并不在一起，因为邓颖超是在干部休养连里。

邓颖超从小体质就不是很好，曾经患过肺结核，后来经过治疗，病情慢慢得到了控制，再加上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懂中医，对她的身体多有调理，因此身体好的很快。

到了年，邓颖超到中央苏区工作，苏区的工作条件很艰苦，营养无法保证，再加上工作劳累，邓颖超的肺结核复发。

这一次的复发很严重，因为苏区的医疗条件跟不上，缺少合适的药物治疗，导致邓颖超的病情日益加重，以至于出现了咳血的情况。

也因此，在长征开始之前，邓颖超就向组织上请求留在苏区，原因之一就是为了留在苏区养病，她的身体情况不允许她跟着大部队长征，即便真的跟着走了，那在长征的路上必然会给同志们带来很大的麻烦，长征本就艰难，她不愿意给大家增加负担，让大家分心来照顾她。

这另一个原因呢，就是继续留在苏区工作，苏区的同志们并不是都要参加长征，有人转移，就有人留下来，不管是去还是留，处境都很艰难，而邓颖超希望继续留在苏区工作。

但是关于谁参加长征，谁留在苏区继续工作是经过开会决定的，并不是由哪一个人说了算的，邓颖超参加长征是组织决定的，考虑到她的病情，留在苏区的结局很可能比跟着长征还要糟糕。

既然组织做了决定，邓颖超就跟着参加了长征，当时参加长征的红一方面军的红军女战士不过三十人左右，邓颖超就是其中的一员，她和怀孕的贺子珍、廖似光以及年过半百的徐特立、董必武、谢觉哉等人都在干部休养连中，他们多数需要用担架抬着参加长征。

其中邓颖超在干部休养连中任党总支委员，休养连给她配了一副担架、一匹马。周恩来为了邓颖超的安全特意将自己的一个警卫员留给了邓颖超，夫妻俩人在长征路上离得很远，平时是没有时间见面的。

周恩来是中央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，而邓颖超唯一能做的就是咬牙不掉队，争取不给大家添麻烦，还要开展工作。

这是非常艰难的，要知道长征是很艰难的，是人类的一项壮举，伟大而悲壮，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遇到的不仅仅是恶劣的自然环境，那皑皑白雪、茫茫草地、一座座高山、一条条河流、泥泞沼泽、滂沱大雨等等，都是长征中的平常物。

如果仅仅是面对这些，长征也就谈不上多么艰苦了，实际上，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之外，还有饥饿与战争，红军战士经常处于食不果腹的境地，而且前有堵截，后有追兵，流血与死亡如影随形。

单一的困境从来不会真的难倒红军，但多种困境集合在一起，那就需要顽强的意志力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邓颖超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保证自己不掉队。

这其实是很难的，刚从江西出发不久，邓颖超就掉队了，邓颖超当时在担架上，因为发着低烧还有咳血，两名担架员和警卫员不敢走得太快，这不，一转眼就掉了队。

要知道长征期间掉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，跟不上部队事小，遭到国民党的追击事大。当时担架员和警卫员很慌张，害怕让邓颖超遇到什么危险。

躺在担架上的邓颖超也感觉到了几人的紧张，很多事情越慌越乱，邓颖超镇定地说：“沉住气，别惊慌，队伍走得不远，咱们能赶得上，无论如何要坚决追上咱们的队伍。”

邓颖超的话成功地安抚了几人，很快，几人就抬着邓颖超赶上了前面的部队，这也算是有惊无险。

还有一次，休养连遭到了重创，那是在年的三四月份，侯政带领休养通过贵州的五里牌，这里有层层梯田，也有陡峭的山岭，其间有一条小路盘旋而上，大家通过这条小路要翻过前面的大山，去山的另一边留宿一晚。

傍晚时分，大家已然快到山顶了，因为实在是太累，就准备在山坡上休息一会，这个时候，太阳已经下了山，按照大家的想法，国民党的搜寻也就告一段落了，所以大家并没有太过紧张，而是就地解除伪装休息。

邓颖超也在警卫员的搀扶下从担架上下来，到前面的小树林中去散步，就在大家都没有什么防备的时候，突然传来了巨大的轰隆声，原来是一架敌机突然从山峰里钻了出来，踩着树梢飞行，向休养连的同志飞了过来。

邓颖超很快就反应过来，她大声喊道：“同志们，快隐蔽。”然后和警卫员匍匐在树林里，大家也都赶紧行动，纷纷做了伪装躲避了起来。

只不过到底还是晚了，敌机很快就到了眼前，机枪射击和炸弹轮番上阵，等硝烟过后，休养连损失惨重，有十多位同志伤亡，邓颖超爬起来和大家一起寻找伤员，并协助医生抢救包扎伤员。经过一番收拾之后，休养连少了不少人。

不久前做了截肢的红三军团12团政委钟赤兵原本身边有警卫员和担架员，但敌人的这次袭击，警卫员和一名担架员都牺牲了，而他自己是不可能行走的，毕竟整个右腿几乎全没了。

钟赤兵很着急，他当初受伤被三次截肢的时候就不肯留在老百姓家中养伤，他曾对彭德怀说：“军团长，就是爬，我也要跟上部队。无论如何，我不离开红军。”

彭德怀专门为他安排了担架，后来毛泽东又将他安排到了休养连。如今，担架员没了一个，而在长征途中，担架员本来就少，他如何能不着急，邓颖超知道这件事后，就让自己的一名担架员去抬钟赤兵，而邓颖超决定和大家一起骑马。

这是她长久以来的一个愿望，那就是和所有的红军女战士一样，在长征途中一起骑马前行。

说起来也是幸运，刚开始长征的时候，邓颖超的身体情况不容乐观，毕竟都已经咳血了，但没想到参加长征几个月，邓颖超的病好了不少，这可能和一直呼吸新鲜空有关系。

所以后来邓颖超感觉能走了，就不肯再躺在担架上了，她不希望处处麻烦别人，她希望自己也能做些工作，即便是拖着病体，她也曾给被俘的国民党做演讲，在修养连里，她靠着自己的镇定和沉着让大家脱离危险。

有一次，前面的休养连和后面的警卫营隔着很远的距离，休养连遭遇了敌人的攻击，邓颖超赶紧对大家说：“大家把警卫员交给连长，集中起来狙击敌人。”

邓颖超将自己的警卫员交给了连长侯政，她的举动提醒了大家，大家纷纷将警卫员交给了侯政，倒也是一支不小的力量，至少撑到了后面的警卫营赶上来。

侯政指挥着警卫员们和警卫营一起抗击敌人，休养连的指导员李坚真护送伤病员进入大山沟休息，这次遇敌因为反应及时、指挥得当，休养连并没有什么损失，所有人员一个都没少。

侯政知道这其中邓颖超起了很大的作用，所以她很感激邓颖超，对她说：“小超大姐，多亏你果断建议，把警卫员集中起来，挡住了敌人，不然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
邓颖超不以为意地笑了笑，说：“我也是个红军战士，紧急时要保证战斗胜利。”

她虽然重病在身，但决不允许自己松懈下来，她希望自己能和大家一起战斗，所以只要病情不是特别严重，实在走不了，她都会骑马，有时候一骑就是一整天，等停下来的时候，两条腿都走不动了。

在过泸定桥的时候，邓颖超等人不肯躺在担架上，几乎是跪在桥板上爬到对面的，当然，这还不是最艰难的，后来的邓颖超差点就走不出草地了。

应该说是邓颖超和周恩来都差点走不出来。

周恩来在长征的最初并没有生病，他是累出来的病，那是年下半年的事情了。年6月26日，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，就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的去向做了部署。

会上决定红军继续北上，去创建川陕甘根据地。会后不久，周恩来就积劳成疾，刚开始并不严重，他硬撑着和大部队继续前行，翻越雪山，到了七月底，他们到达了毛儿盖。

红军在毛儿盖的生活非常艰苦，出现了严重缺粮的情况，没有粮食吃，没有油、盐，甚至没有水喝，实在忍不住了，大家不得不去割地里未成熟的青稞麦，在地里插上木牌子，上面写着割麦的数目，请主人拿着牌子向后面的部队要钱，或者留下来将来再算账。

青稞麦没有成熟，如果吃一点点，确实有甜甜的感觉，但尝个鲜还可以，真要拿来填饱肚子就很难了，因为没有成熟，所以不能磨成面粉，制成炒面，只能去壳炒熟，饿的时候就吃几把。

这样的青稞麦能不能填饱肚子就不说了，关键是吃多了容易肚子胀，不好消化，很容易引起胃病。

这样的生活条件对于本就生病了的周恩来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，他坚持着开完了沙窝会议就病倒了。

这次病来的气势汹汹，体温由38度升到了40度，但这还不是最要紧的，问题是高烧还伴随着多种病症：腹泻不断、便中带脓血和黏液、全身发黄、神志不清，甚至出现了昏迷不醒的情况。

周恩来病倒的时候，随军医生以为他所患的是当时很多红军战士都出现过的疟疾，并对症下药，但后来发现，周恩来的病情远比疟疾要严重的多，因此，中央又将王斌和李治两位医生请来为周恩来诊治，其中王斌是随军为王稼祥治病的。

经过两人的诊治，发现周恩来患的是肝炎，而且已经变成了很严重的阿米巴肝脓肿，如果脓排不出来，这一关是很危险的。这本就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疾病，尤其是在长征途中这种医疗条件下，能侥幸活下来的人少之又少。

而这种病最首要的就是排脓，医院里，排脓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但是长征途中是没有这样的医疗条件的，消毒就完全做不到，无法消毒，穿刺抽脓或者开刀什么的，都不可能。

但不排脓，如果脓肿破裂到了胸腔或者腹腔，得了化脓性胸膜炎或者腹膜炎，那就真的会有生命危险了。

因此首要任务就是尽量压制脓肿，医生每天给周恩来注射一两支依米丁注射液，另外就是让卫士到60里以外的高山上取来冰块，然后施以冷敷，终于在三天后，排出了半盆脓，周恩来这才从昏迷中醒了过来。

醒来后的周恩来才发现在身边，这让他比较意外，要知道邓颖超一直是在休养连的，他们之间离得很远，平时碰不得面，所以他问：“小超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实际上，邓颖超已经来了好几天了，周恩来被诊断出阿米巴肝脓肿后，中央就将在休养连里的邓颖超请到了周恩来的身边，一来照顾病重的周恩来，二来也能自己休养。

周恩来躺在一个木板上昏迷不醒，邓颖超就在身边照顾他，没事的时候，邓颖超将周恩来脱下来的灰色毛背心拿来翻看，这一翻看不要紧，竟然捉到了一百七十余个虱子，她两只挤虱子的手都被血染红了。

现在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虱子这种小动物，也没有见过它，其实上个世纪甚至本世纪初，虱子是有很多的，它们最喜欢待在人的头上和衣服里。当然头上的是头上的，衣服上的是衣服上，衣服上的虱子主要藏在衣服的夹缝里，咬的人浑身刺痒。

一般很少洗头发、洗衣服和洗澡的人容易招虱子。

周恩来这一件衣服居然藏了这么多虱子，由此可见当时长征的条件多么艰苦。邓颖超很心疼周恩来，但这就是当时的现状，她也不能改变什么，只能多照顾照顾周恩来。

周恩来的脓虽然排出来了，但并没有治好，只能说病情得到了控制，但高烧还时不时发生，身体极度虚弱，因此邓颖超一直在周恩来身边照顾着，但大家不可能一直停在毛儿盖，还要继续前行，他们下一步的行动是过草地。

8月21日，红军开始过草地，当时周恩来依旧无法行走，彭德怀决定将周恩来抬着走出草地，彭德怀让红三军团的参谋长萧劲光负责组织担架队，他从迫击炮连抽人组成担架队，陈赓任担架队队长，与杨立三等人抬担架。

而邓颖超则骑马跟随周恩来一起前行，只不过过草地的第一天，天降大雨，电闪雷鸣，邓颖超的马受了惊，慌不择路，离开了队伍之后一下子掉进了一个沼泽地里，她从马上掉下来，双腿陷阱沼泽里。

沼泽地最忌讳挣扎，越挣扎陷得越深，马掉进沼泽里不久就没了动静，邓颖超心里很害怕，但她知道不能慌张，她试着呼喊，但前面的部队已经过去，后面的部队还没有来到，她的呼喊完全没有回应。

但她毕竟是一名成熟的革命者，遇事冷静、遇危不乱，她小心翼翼的立在沼泽地里，顶着大雨，静静地等待着后面部队的到来。

终于，就在邓颖超快坚持不住的时候，后面的部队发现了邓颖超，将她从泥淖里拉了出来，邓颖超是全凭一口气硬撑着没有倒在泥淖里的。等她被拉出来后，全身都已经湿透，这一下子让她原本就患病的身体更加雪上加霜。

第二天开始，邓颖超就发起了高烧，还拉肚子，病情很严重，需要及时退烧。原本医生都是准备了退烧针的，但是因为之前周恩来高烧数日，到邓颖超高烧的时候，退烧针只剩下了一针。

这让医生很为难，无论是周恩来还是邓颖超，病情都很严重，退烧都是关键，但退烧针就剩下了那么一针，究竟先给谁安排呢？

邓颖超并没有让医生为难太久，她自然也知道周恩来的病，事实上她一直